揭秘古代相术大师在社会上的地位

相士的社会地位随着各时代对相术的厚爱薄待而有所不同。唐宋是相术的迷狂时代，一般相士设肆街头，常常“其门如市”，相士的收入亦颇可观。据《帙贵耳录》载：“临客中瓦在御街中，士大夫必游之地，天下术士皆聚焉。凡挟术者易得厚获而来。”因此，这时的相士经济收入不薄，过着较优裕的生活。如果相术不为时人所好，相士的生活水准自然一落千丈。

据《金史·宗望传）记载，大定十二年（1172年）之诏“自今宗室宗女有属籍者，及官三品者，除占问嫁娶、修造、葬事，不得推算相命。违者徒三年，重者从重一。不过，像金代这样的做法在整个相术史上是极少见的。一般来说，相士的经济地位颇有令人羡慕之处，他们不过是动动口舌，像煞一个通古知今的预测家，然看算一命，少则百十钱，多则数金，也可用布帛之类实物充资。

诚如皮日休所谈到的“自称精于子卿、唐举之术，取其金，则易于反掌耳”。不少人因此暴发为巨富之人。那些声誉较著的相士，也就十分地讲究“行头”，“皆具衣冠”，服饰华美，陈设精致，接人待物，温文尔雅，不亢不卑，举止得体，一副绅士派头，绝没有落魄文人那种穷酸气。但绝大多数命运不好的相士自然就没有这么神气了。这类相士四处游荡，摇舌鼓腮，却没有固定的收入，以致蓬头垢面，衣着破烂，粗鄙不堪。这种江湖骗子式的相士自然没有什么社会地位可言。

在政治上，相术较精、际遇较好的相士自然又是另一种景象。他们利用统治阶层对相术的偏好，广泛地与上层社会交往，在社会上博取了相当的名誉、地位，形成了社会上、政治上一种特殊的阶层——白衣卿相。他们往往成为各级统治者的人事顾问，通过看相手段，为官吏的升迁黜退出谋献策。如汉代太守法雄的儿子精于相术，于是特召诣京，帮助朝廷举荐人才，名臣胡广就是由于他的举荐而被提拔的。袁天纲这位大师也到京师当了唐太宗的顾问，他的相术是名闻朝野的，又极会奉承，“伺气色言语而行之”，所以甚得太宗欢心。

经他的形貌之说，提拔了不少官员。元朝对命相之士更为重视，把他们看成是一支重要的参谋力量。据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记载，元人中“约有五千名星占学家和占卜家，他们的衣食由皇帝供给”。元太祖是极好相术的，他当了皇帝后，又怎能忘记那位曾预言他有“天子之相”的相士呢？明太祖不仅自己请术士刘基为他看相，还向他请教杨宪的命相，看是否能当宰相，相师袁忠彻可以随自己的喜好在成祖面前中伤诬陷朝臣，可见患彻在朝廷中的地位和作用了。这样一来，相士的一番鼓捣，往往可以左右和影响国家的政治、军机大事及至个人的荣辱迁谪。

相士一旦出了名，不仅利禄不尽，还可名垂青史，如史书中多把当朝著名相师收入列传中，使后人可一睹他们的风采。有的因此还封侯拜相，受到重用，宠命优渥。如汉初的著名相师、河内老妪许负就被汉高祖封为“鸣雌亭侯”。这类相士获得统治阶级的厚爱器重，自然是受宠不惊，过着优雅舒适的生活。一般官吏百姓对他们更是敬畏有加，岂敢稍有得罪？因为自己的小命、前程很可能就挂在相师爷的口上，怎不巴结讨好？但凭相师爷金口良言，没官的自然当官、官小的又更上一层接。当个相师爷，好不自在。一般官员为了仕途上避凶就吉，往往找—个相士作政治上的帮手，这种相士差不多就是一个大管家，有性情非良的，也就阳奉阴违，作威作福，不可一世了。

白衣卿相的这种成就，最大的原因固然是统治阶级的迷信，但与相士的看风使舵、搞政治投机也有很大的关系。相士们知道，靠街头市井设肆看相最多也就混个温饱，要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，实现寒窗苦读时的抱负，一定要投身于政治，利用相术这种看家本领在政治上打出一条路子来。相术只谈个人的自然命理，从不藏否时事，与社会政治保持着一定的距离，相士要直接介入“国事”是不大可能的，唯有与那些管理国事的统治阶层发生联系，才有可能达到自己的目的。

因此，相士一边云游四方，看相扬名，一边寻找机会，分析时事，看准一些有暴发可能的“潜龙卧虎”之人，通过看相手段，断言他们“贵不可言”的前程，为他们“起事”鼓气。而一旦“起事”成功，这些人自然忘不了相士的“先见之明”，必要提携一番，相士也就径直走上了仕途，大相师袁珙的经历就是如此：朱棣还是燕王时，袁珙就说他“龙行虎步，日角插天，太平天子也”，等到朱棣起兵南下，即位为明成祖，袁珙被召到宫中，被封为“太常寺丞”，一跃而为朝官。

又如隋代的道士焦子顺以相术闻名，隋文帝杨坚未登位时，焦子顺悄悄地对他说，他的面相当为天子，应以自爱为是。杨坚后来轻而易举地灭了才登基一载、年仅9岁的儿皇帝周献帝统治的周朝，取而代之，做了皇帝后，忘不了相士的点拨，便“以子顺为开府”。相士来和、张宾、董子华也在杨坚“龙潜”之时给他看过相，杨坚自然不会厚此薄彼。来和“坐致五品二十余年”，张宾为华州刺史，子华为上仪同。真是弹冠相庆，皆大欢喜。

如果看中的人并无“天子之相”，只要预言他日后能高升，到时候他自然也会提拔一下给自己看过相的人。唐广德年间的相士孙生，为当万年尉的小官崔涣看相，断言他将来为杭州刺史，并说了些“后当相忆”、“愿不相忘”之类的话，当然是希望沾点光。后来崔涣果然当上了杭州刺史，对孙生感激不尽，专程去回了孙生，这时孙生已死，于是崔涣便将孙生的儿子提拔为“牙将”，并“以粟帛赈恤其家”。这类相士随相客而贵，官吏亦借相士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，可谓各得其所。

相术大师的人格特征

相士的人格特征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：首先，由于相士从小染目诗书，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至深，特别是儒家正统观念成了他们为人处世的规范，这使他们在人格上与一般知识分子大体无异。但由于檑术综合了哲学、医学、逻辑学、社会学、心理学等方面的知识，还需要广泛的社会阅历，一般相士在思维方式、观察问题、分析问题诸方面比一般知识分子具有更锐利的眼光和更全面的态度；随着相术与儒、佛、道的进一步糅合，相士又吸收了佛家因果报应、道家无为无不为的人生观，并把这种人生观渗透到他们的言行举止——看相之中。

相士因为有“异术”，不论是“专职”还是“业余”，都被社会各界认为是一种特殊的行当，享受特殊的待遇，承受特殊的评语，因之形成了相士的特殊的职业心理和职业道德。

基于以上的原因，相士作为一种独特行业的人士，他们把以下几点作为自己的追求：学问要精深，不至于误人误己；人品要忠厚严谨，听、视、育、动要符合礼仪，做到非礼勿视、非礼勿言、非礼勿听、非礼勿动（特别的情况下在征得相客同意时除外）；为人要廉洁，见利恩仁，临财不苟得，不以伪言欺人；要尽劝勉之道，以利国家和社会；要治生济贫，不要嫌贫谄富；言语要忠实而忌阿谀，要雅训而忌卑陋，要从容而忌急躁。特别是佛教盛行以后，相士劝人为善成了一种普遍的职业道德。关于这一类的看相故事遍载史籍。《宋稗类钞》就记载了一个这样的故事：

“丁晋公本吴人，其孙徙居建安，资产豪盛。子弟中名浞者，少年俊爽，负才气，酷嗜赌博，虽常获胜，然随手荡折于狎游。厥父屡训责之，殊无悛心。父怒，因缚空室，绝其饮馔，饥困频死。家老妪怜之，破壁使之窜。父喜其去，亦不问，但谓其必陨沟壑。浞假贷族党，得旅费径入京师，补试太学预贡籍，熙宁九年，南省奏名。”

“相国寺一相士以技显，其肆如市。提往访之。士日：‘君气色极佳，吾阅人无如君者，当擢巍第。，即大书于壁日：‘今岁状元是丁浞’，浞益自负，而所好固如。昔时同榜有两蜀士，皆多资，亦好博，浞婉转钩致，延之酒楼上，仍令仆携博具立于侧，蜀士见之而笑，遂戏予小阁，始约以万钱为率。戏酣志猛，各不敢中止。累而止之，浞于此技得奇法，是日所赢六百万，为数算取以归邸。

“又两日，复至相士肆。士惊日：‘君今日气色大非前比，魁选岂复望？误我术矣！，涅请其说。士日：‘相人先观天庭，顷黄明泽则吉，今枯燥且黑，得非设心不善，为牟利之举，以负神明哉！’浞涑然，尽以实告，日：然则悉以反之，可乎？，士日：‘既已发心，冥冥知之矣。果能悔过，尚可占甲科，居五人以下也。，浞亟求蜀士，还其所得大半。迨庭策唱名，徐锋首名，浞为第六。”

这个故事很有意思。丁浞不听父教，却尽信相士之言。相士说他该是状元的命相，他不思进取，反而有恃无恐，以至颜色大变，后来听了相士的劝告，才占甲科第六。相士劝人为善，表示了佛教的人生态度。

一部分不屑于官场，或遭受过各种现实生活打击的相士则表现出孤高傲世、超脱尘俗的品格。他们隐迹山林，流连江湖，不慕名利，人世相人，往往直指美丑善恶，不为金钱所动。麻衣道者、陈抟之流就是这类相士的典型代表。

其次，绝大多数相士都是事业失意、生活窘迫的人，这样，在金钱面前，要恪守相术人士所共同奉行的职业准则已是非常艰难，大多数的情况是，为了功名利禄．不惜巧言令色，危言耸听，诈骗钱财，在人格上表现为十分卑琐奸滑，为士人所不齿。